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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和中国民主之死  

2009-06-15 23:56:1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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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部分引用和剪辑资料

 

 1913年3月20日,袁世凯指示人在上海火车站暗杀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真正主张民主宪政的政治家——宋教仁。

 宋教仁只活了三十二岁,但他的名字在中国史上怎么也甩不掉。无论是支持民主,还是反对民主的人,都绕不开宋教仁这个名字。他在20世纪初那个昙花一现的瞬间所掀起的民主旋风,至今仍是中国民主宪政史上一道最壮丽的风景线。宋教仁的话题是有关中国民主化的一个聚焦,袁世凯暗杀宋教仁是中国民主化步履艰难、充满痛苦、血腥的开端,它已经成为一种象征,一个标志。在某种意义上,袁世凯和宋教仁也成了中国的象征,袁代表了中国几千年根深蒂固的专制势力,宋教仁代表的是中国近代以来对以民主、人权为核心的人类主流文明的追求。

1940年,“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在经过几十年的曲折和痛苦之后,终于痛定思痛回到了民主的轨道,他尤其沉痛地指出“试问斯大林的一切罪恶,那一样不是凭藉着苏联十月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这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呢?若不恢复这些民主制,继史大林而起的,谁也不免是一个‘专制魔王’。”(陈独秀《给西流的信》),因此“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

1973年,顾准先生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唯一行得通的办法,是使行政权不得成为独占的,是有人在旁边‘觊觎’的,而且这种‘觊觎’是合法的,决定‘觊觎’者能否达到取而代之的,不是谁掌握的武装力量比谁大。”(《顾准文集》)。

20世纪本民族两个最优秀的思想者,一个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一个是1935年2月入党的忠诚的共产党人,他们在几乎完全不同的政治环境下得出了完全相同的结论。然而早在他们之前三十年和六十年,宋教仁就已将这一原则付诸实践,他提出“我们要在国会里头,获得过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的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宋教仁集》,以下未标明出处的引文均见该书)挟着辛亥革命的风雷,在中华民国初年的历史舞台上,年轻的宋教仁发出了响亮的民主宣言,从1911年秋天到1912年初,从组织国民党到大选获胜,他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的春天。

袁世凯为什么要杀宋教仁?

现在不少人指责宋教仁是个“议会迷”,陶醉于西方那一套议会民主、多党选举制度,不了解中国国情等,但是宋教仁为探索一种全新的政治制度甚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的理想、他的精神、他的人格追求永远不能被亵渎,他对中国宪政民主的贡献永远不能被抹杀。在1913年春天的中国,几乎所有有良心的中国人都曾为宋教仁之死感到痛苦和不安,尽管他们的政治观点千差万别、形形色色,却都认为宋教仁是一个矢志于民主事业、有能力调和南北的政治家。他在民初的政坛上是个独一无二的人物,是不可替代的。这一点,也许是人们和袁世凯唯一的共识。

1912年秋天宋教仁联合五党组成国民党,熟悉他的人都说他“头脑明细,手段灵敏”,袁世凯所支持的共和党无法与他匹敌。他鼓吹责任内阁、政党内阁,他认为“以前是旧的破坏的时期;现在,是新的建设时期。以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在政治上表现出倔强的进取精神,同时又有极强的活动能力和丰富的宪政知识。谭人凤一语道破,“国民党中人物,袁之最忌者惟宋教仁”。

面对这样一个人物,一世奸雄袁世凯岂能无动于衷。在宋教仁辞去农林总长后,“袁极力牢笼,饵以官,不受;啖以金,不受。日奔走于各政党间,发表政见,冀以政治策略,为有次序之进行,改革一切弊政,一时声望大哗。”(《谭人凤集》)先是袁世凯有意让他出任总理,刘揆一、范源濂等出面力劝。孙中山、黄兴、唐绍仪等也劝他就任。但他坚持政党内阁的主张,所以坚辞不就。

袁世凯送他西装,连尺码都非常准确,还送他交通银行五十万元的支票一本,请他自由支用,但宋教仁只略取少许(二、三百元),离京南下前夕即让赵秉钧交还袁,留信一封表示谢意。

这就是宋教仁,虽然谭人凤说他“英而不雄”,但他是一个有自己的政治人格、有操守的人,袁世凯的金钱无法收买他。他是个有热烈理想的政治家,不是为了追求高官厚禄。他是个“崭新的人”,“非一般政治人物可比”,袁世凯那一套制人术因此在他这里失去了作用。袁的心中杀宋之意这才萌生。

在随后举行的国会两院选举中,国民党获得压倒性的胜利。宋教仁沿江东下,从长沙、武汉、安徽到上海,再到杭州、南京。一路上到处发表演说,批评袁世凯政府,阐述自己的宪政理想,言论风采,倾动一时。而袁世凯杀宋之心也就定了。宋教仁这时已是众望所归,他如到北京,根据约法组织内阁是任何力量都没法阻止的,中国实现民主的时光已经指日可待。  

陷阱早已布下,他达到了他生命的顶峰,他的生命之火却即将熄灭了。时代的潮流将32岁的宋教仁无可抗拒地推上了政治的浪尖,他虽然只是一介在野的平民,却成为万民瞩目的人物。袁不杀他,他依据约法,以国会为后盾组织内阁已成定局。野心勃勃、不想受到任何制约的袁世凯在暗杀之外,找不到另外的办法阻止这一结果的发生。因此宋教仁只有为他的宪政理想付出年轻的生命了。

中国宪政尝试的破灭

宋教仁的死打破了民初在中国实行宪政民主的梦想。他的死,导致了国民党的瓦解。国民党在宋教仁被暗杀后,失去了精神支柱和在实际中能够控驭的健将,很快就在袁世凯的利诱威逼之下四分五裂了。中国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宪政民主的尝试彻底破产。其中的关键就是宋教仁之死。因此当时和以后的人们都以为他的死决非一身的存亡,而是国运所关。他的死造成了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南方革命党人与袁世凯的彻底决裂,终于引发了二次革命。

然而,从民初的政局看,从中国几千年一脉相传的政治文化看,既然宋教仁真的要建立一个崭新的政治制度,他必死无疑。袁世凯之类的人是不会容忍他的,他试图把中国引上宪政的正常轨道,是那些要在共和国的招牌下继续实行专制的人们所断然不能接受的。就算他锋芒不露也不可能,当然那就不是宋教仁了。历史永远没有假设,有时候历史的命运仿佛都已注定,中国也只有一个宋教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建立民主制度决非那么容易,宋教仁以他的鲜血在新生的共和国旗帜上写下了一个巨大的问号。

宋教仁是一个很有凝聚力的人,也是一个很温和的民主政治家。对于梁启超这样过去的政敌,宋教仁曾专程到天津去密访。他对梁表示彼此应以英美式的两党轮流执政相勉励。并说:现在国家前途,是根据《临时约法》推行议会政治,走政党内阁的路子。在即将到来的国会大选后,你上台执政,我愿在野相助;否则我当政,请你善意监督。梁启超也是个立宪政治的追求者,对此自然感激而且契合。他当即表示:国民党执政,他们愿作为在野党在议会内监督执政党。所以宋教仁被刺身死,梁启超痛惜不已。(《梁漱溟全集》)

重读这段历史我禁不住潸然泪下,虽然我们生活在不同的年代,宋教仁却一直活在我的心中。他的死不是他个人的不幸,而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不幸。他的死实际上预示着在这块古老的东方土地上要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还将经历多少曲折、艰难,要献出多少优秀儿女的青春、甚至宝贵的生命。宋教仁死了,他把未竟的理想留给了后来的人们。

珍贵的宪政思想遗产

在宋教仁的宪政思想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他所一贯主张的责任内阁制,他说:应当由内阁代总统对国会负责,总统不负责任,凡是总统的命令,不仅要阁员副署,并由内阁起草,这才是责任内阁制的精神。责任内阁则应该由完全的政党组织,反对混合内阁、超然内阁。

他之所以坚定地主张责任内阁制,就是他试图通过这一制度性的安排而由革命派掌握实际权力,排除旧官僚的影响。对袁世凯这样一个“不学无术,其品更恶劣可鄙”的人,就更有必要用可靠的制度来限制他的权力,使他不至于脱离共和的轨道。袁已经取得了民国大总统的高位,那么,除了责任内阁制之外,还有什么更有效的制度呢?从袁世凯当时的紧张来看,从民国的体制来看,一旦宋教仁的政党内阁组成,袁想在这样的制约之下走他的专制独裁之路是不太容易的。

作为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大一统的集权专制传统的社会,在建立民主制度时不得不考虑在美国式的总统制和法国式的内阁制之间作出一种选择。由于根深蒂固的专制传统、缺乏长期深入人心的民主启蒙,在总统制下任何一个人当上总统的人都有可能走向集权、甚至独裁。内阁制在制度安排上对这样的最高权力进行约束,宋教仁的这一思想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今天我们回首历史,看见的仿佛只有尘埃,只有权势的喧嚣和赞美,殉道者的血迹早已干了,他们为此流尽了热血的思想也早已被我们淡忘。我们这个民族的集体记忆里永远缺乏忏悔、缺乏反省,因此先行者的教诲总是被我们一再遗忘,历史总是重蹈覆辙。这是我们的悲哀,是全民族的悲哀。

1913年3月的那一刻,宋教仁先生以他的鲜血染红了他所追求的民主理想,也染红了整个沧桑百年史。痛苦的是一个宋教仁到下了,并没有什么千万个宋教仁站起来,优秀的人物总是只出现一次,只有败类常常重复出现,只有庸人可以批量复制。

重温宋教仁的宪政思想,更加为我们这个苦难的民族感到可悲、可怜、可恨!悲的是我们失去了一个走向民主的大好机会,这样的机会是难得出现的;怜的是一个不知道爱护自己的优秀分子的民族,终究是无法真正站立起来的;恨的是袁世凯们总是占据着这个民族的优势地位,他们从来就不放过宋教仁们。而今袁世凯们,多少大大小小的政要、官僚都已化为粪土,只有宋教仁依然站立在历史的风尘中,默默地凝望着我们。

 结束语

 在中国这块还没有经历过近代意义的思想启蒙的古老土地上,人民根本不知道民主、自由、共和、人权为何物。后来的统治者也只知道用暴力来铲除异己,镇压不同的声音。什么宪法、什么人权、什么宽容离我们这个民族真是太遥远了。孙中山、黄兴一让总统、一辞留守,蔡锷为四万万国民争人格,宋教仁执着地追求宪政理想,不惜以身相殉......这些都是百年沧桑里的异数。我们看到更多的是袁世凯之类的常数。

 重温历史就是为了避免同样的悲剧一再重演,一个不会总结教训的民族注定要被历史的潮流吞逝。走近宋教仁,我们从殷红的血迹中并没有看见什么微茫的希望,我们看见的只是袁世凯美丽而残酷的微笑,看见孙中山冲冠的怒发,听见黄兴痛苦的号啕,......俱往矣,一切轰轰烈烈、大喜大悲都已被万紫千红的春天所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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